陳遠的社會科學院

[台灣社運的理想型]

自2008年二度政黨輪替以來，國內社運界大致可分為三種區塊。第一種，借用何明修所謂的「國家中心主義社運」一詞，乃是以推動立法為策略、人權概念為基 調、歐美現代性當參照、資源動員論為模型的運動模式；第二種，借用Foucault的在地化批判(local criticism)一詞，乃是以常民文化(甚至是subaltern culture)為起點、生活政治為基調、逾越啟蒙理性的有限性、社會建構論為模型的運動模式；第三種，借用Bauman曾以包容性的愛國主義 (patriotism)相對照的民族主義(nationalism)，是以嚴格的相同出生地為號召、以外部客體為公開對手、卻經常將內部客體當犧牲品， 並且正如Wallerstein所言的，不論路線左右，最終經常免不了以發展主義確立民族的獨立性。

[台灣社運的自我觀察]

也是自2008年以來，第三種路線遭逢巨大挫折之後，社運界及社會學界進行了更多的自我觀察，以及巧妙地重新定位：群學、左岸、唐山、巨流都陸續推出由各路運動者、學者、學生之綜合文集，儼然是一種出版運動。其意義有三：一是增強了社運圈的自主性，原則上杜絕了社運圈對於特定政黨的依附；二是增加了社運圈的集體性，各種社運組織或倡議訴求都要在整體的「公民社會論」的架構下分進合擊，自找戰鬥位置；三是世代交棒的意味濃厚，以形象清純的野百合取代被過度消費的美麗島，拐了個彎繼承1980年代對「黨國資本主義」之叛逆餘韻。就這樣，野草莓成了一個重要的過渡：先是憑第三種社運的能量模糊地現身，隨後幸運地因官方太白目而邁入第一種社運，且在此路線取得所有的戰果。

[廢死運動的意義]

不像野草莓還對民族主義頻送秋波，廢死運動毫無疑義的是第一種社運。它幾乎具有資源動員論的一切特點：國際趨勢、執政者的政策、媒體關係佳、代言人形象佳；當然也付出了此種路線的一切代價：打運動戰不打陣地戰、以上對下而非由下而上、組織菁英與常民文化的對立、太重立法成果而忽略文化轉變。後來藝文界的奧援，是一項契機，但除非運動訴求不要以那麼明確的立法行動為目的，否則不會因此變成第二種路線。然而，若是參考吳介民在「第三種中國想像」所提供的靈感，人權議題是中共政府最忌諱的話⋯⋯題，因此，廢死除了是第一種社運之外，它還是一個可以跨越黑水溝的民間介入，以民間與官方之別，拋去統一或獨立之分。(個人淺見：事實上，我不覺得吳介民放棄了民族主義；我覺得他是一位覺悟到民族主義只是手段、公民社會才是目的的人。)若是以統∕獨、左∕右作為政治路線的劃分，當今執政黨偏向「右統」，而台灣社運圈對於中國民運人士、自由圖博、新疆獨立、法輪功運動、富士康血汗工廠的支持、奧援和同情，都是以看似左統的彈性、卻不放棄左獨的可能性。從這角度來看，廢死運動，是兩岸之間的一種「特殊國民外交」，是一種軟性的國防武器，也是在國際上可和對岸區隔的外交形象。

[對廢死運動的態度]

雖說「第三種中國想像」不可能沒有民族主義的餘溫，但是和野草莓運動的過程類似的是，台灣社運圈對中國的民間介入，有機會將第三種社運的舊能量轉化為第一種社運的動力，使社運的能動性脫離對民族主義的排他性之依賴。而廢死運動的人權訴求，雖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對性、選擇性、甚至有形成新的固定性的風險，但的確有機會「從外部」或後設的角度，重估其價值。這，是我先前說過，我不贊成死刑的緣故。

[廢死運動之外：可以改成替死運動嗎？]

但，游蒙勝說的也對，廢死是一個文明化過程，我的理解是，這話可能帶著點文化人類學的相對色彩，正如符號學者看待意符(signifier)與意指(signified)的關係一樣充滿任意性。所以，我個人很難「由內部」圓成意符與意指之間的必然性，而是在從更寬廣的時間、空間及行動中，「從外部」定位這個運動。若是能選擇，我會偏愛第二種社運的路線，像是：反禁菸運動、同志運動、青年樂生、娼權運動、國際勞工運動、南洋姊妹會、外省台灣人運動……等，去體驗那些⋯⋯邊緣到失語的痛楚。若以這路線關懷底層人民(subalterns)，我們可以讓受刑人、更生人、司法受害者、他(她)們的家眷、以及每一種會被主流群眾號召用亂石打死的人，都有機會發聲；當然，也會在常民文化中發掘替死的可能性。只不過，唉，難逃的是路徑依賴(path dependency)吧！